瘫坐在冰冷刺骨的水泥地上，陈林的意识在巨大的震惊和痛苦的漩涡中沉浮、挣扎。每一次急促的呼吸都像是吞咽着粗糙的沙砾，喉咙里弥漫着绝望的铁锈味。头顶那盏十五瓦灯泡发出的昏黄光线，在他失焦的瞳孔里晕染开一片模糊的光斑，如同溺毙者最后看到的水面折光。
“1984年……滨江市……”他干裂的嘴唇无声地蠕动，发出破碎的气音。这个名字对于来自未来的他，只是一个褪色的历史地理名词，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、充满活力与混乱、既熟悉又无比遥远的时代。
可眼下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，是这间散发着霉味和腐朽气息的斗室，是这具年轻却孱弱不堪的陌生躯体，是报纸上那冰冷的日期构成的、无法挣脱的牢笼！
这不是梦！后背抵着墙壁那粗粝坚硬的触感，硌得他生疼；脚底板传来的地面寒意，丝丝缕缕钻入骨髓；空气中混合着劣质烟草、老旧木头、潮湿泥土和某种说不清的陈旧油脂气味，浓烈得令人作呕。这一切感官的轰炸，都在残酷地宣告着现实。
“冷静……陈林，冷静……”他用尽全身力气，试图抓住脑海中那属于未来金融精英的理性碎片，命令自己停止颤抖。“必须搞清楚状况！搞清楚‘我’是谁！搞清楚这个家！”
他扶着冰冷的墙壁，艰难地站起身。双腿依然发软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他开始仔细审视这个狭小的空间，目光如同探照灯，扫过每一寸角落，试图从这些破败的物件中拼凑出原主的身份和生存状态。
房间比他第一眼感觉的还要小，不足二十平米。一张硬板床占据了大半空间，床头靠着墙壁。刚才他就是从这张床上醒来的。床尾对着那扇破旧的木门。
他的目光投向墙角那个暗绿色的木箱子。箱子没有上锁，只有一个简单的搭扣。他走过去，蹲下身，带着一种近乎考古发掘的慎重感，轻轻打开了箱盖。
一股更浓烈的樟脑丸混合着旧布料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箱子里叠放着几件衣物：一件洗得发白、领口袖口磨破的灰色劳动布工装（显然是父亲的）；一件同样旧、打着两块深蓝色补丁的女式工装外套（母亲的）；几件叠得整整齐齐、质地粗糙的孩童衣物（妹妹的）；剩下的，就是属于他这个身体的：两件洗得褪色、肩膀处有些开线的蓝色“青年装”，一条膝盖部位磨损得发亮的蓝色卡其布裤子，一件领口松弛的白色跨栏背心，还有两条打着补丁的内裤和几双同样破旧的袜子。所有衣物都透着一股经年累月、反复搓洗后的疲惫感，颜色黯淡无光，布料僵硬粗糙。
箱底，压着一个同样破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，上面用红漆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字样，漆面己经斑驳脱落。陈林拿起书包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有几本卷了边的旧课本：《代数》、《物理》、《政治经济学常识》。他随手翻开一本，扉页上用蓝墨水写着“陈林，滨江市第三中学，高二（三）班”，字迹稚嫩。
“滨江市第三中学……高二……”陈林喃喃自语。记忆碎片开始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，伴随着强烈的排斥感和眩晕。那是属于原主“陈林”的记忆，如同强行灌入的浑浊洪水。
十八岁。滨江市第三纺织厂的职工子弟。父亲陈大山，厂里机修车间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工人，技术过硬但沉默寡言，像一块被岁月磨平棱角的磐石。母亲赵桂枝，在厂食堂帮工，手脚麻利，性格温顺得像水，但眉宇间永远锁着一抹驱散不散的愁云。妹妹陈小梅，十五岁，还在读初中，成绩不错，是这个困顿家庭里唯一的亮色和希望。
去年夏天，高考。原主“陈林”拼尽全力，最终还是落了榜。分数距离最低分数线差了十几分。那个年代，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落榜意味着前途瞬间黯淡。母亲赵桂枝心疼儿子，咬牙想把自己在纺织厂食堂那份临时工的位置让出来给儿子“顶替”——这是当时解决子女就业常见却也艰难的一条路。然而，厂里名额极其紧张，母亲身体虽有些小毛病但远未到退休程度，上面一句“不符合政策”就彻底堵死了这条路。
于是，从去年夏天到现在，整整一年。“陈林”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待业青年”——这个在八十年代初期带着强烈贬义和歧视色彩的标签，如同一块沉重的烙铁，烫在他的身上，也烫在整个家庭的心上。
记忆的碎片汹涌而来：邻居大妈们探究又带着几分怜悯的窃窃私语：“老陈家的儿子，唉，可惜了，看来是没那个读书的命……”；同龄人考上大学或接了班的，意气风发的背影；街道办工作人员例行公事般的登记和语重心长却又空洞无物的“鼓励”：“年轻人要耐心等待组织安排，不要急躁，更不能学坏……”；甚至有一次和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青年在外面晃荡晚了点，被联防队员盘问，一句“我们是待业青年，没工作还不让透透气？”换来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和“二流子”、“社会不安定因素”的羞辱……
巨大的挫败感、无地自容的羞愧、以及看不到未来的迷茫，深深腐蚀着原主的灵魂。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在家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要么闷头睡觉，要么就坐在角落发呆。偶尔出去，也是低着头，躲避着所有熟悉或不熟悉的目光。家里原本就压抑的气氛，因为他的“待业”而更加沉重，父母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连带着妹妹陈小梅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
“待业青年……呵，‘失业’就‘失业’，还‘待业’……”来自未来的陈林嘴角扯出一个苦涩到极点的弧度，带着浓重的自嘲。身份的落差感如同万丈深渊横亘在面前。前世呼风唤雨的资本精英，如今成了八十年代社会最底层的“待业青年”，背负着无形的歧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。这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比身体的痛苦更甚百倍！
他猛地关上箱子，仿佛要隔绝那段屈辱的记忆。目光转向那张破旧的木桌。抽屉！ 他拉开桌子唯一的小抽屉。空空荡荡，只有几根针、几团各色线头、几张己经模糊不清的糖纸（可能是妹妹藏的）。他又把手伸进桌子底下摸索，指尖触到一个用透明胶带粘在桌板底下的旧手帕包！
心脏猛地一跳！他小心地撕下胶带，取出那个小小的包袱。布料粗糙，是那种最便宜的白棉布手帕，己经洗得发硬泛黄。他颤抖着打开包裹。
里面是一小叠皱巴巴、边缘卷曲的纸币。 最大面额是两张“大团结”——红色的拾元人民币，上面印着工农兵形象，纸质粗糙。其余是几张紫色的伍元（炼钢工人）、绿色的贰元（车床工人）、棕色的壹元（女拖拉机手），还有几张更小的角票（贰角：武汉长江大桥；壹角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）和一分的硬币（铝币）。 他一张张仔细清点，动作缓慢而慎重，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。 两张拾元：20元。 一张伍元：5元。 一张贰元：2元。 两张壹元：2元。 一张伍角：0.5元。 两张贰角：0.4元。 三张壹角：0.3元。 再加几枚一分硬币：约0.07元。 总共： 30.27元？不…不对……记忆里似乎还要少！ 他再次确认，猛然想起刚才摸到的硬币数量不对。他低头仔细寻找，从桌脚旁边的地面缝隙里，又抠出来一枚沾满灰尘的一分硬币。 现金总额：30元整 + 0.27元 = 30.27元？ 不对！ 陈林眉头紧锁。这个数字对他这个习惯精确计算投资回报率的金融精英来说很别扭。他再次拿起那叠钱，仔细分开清点。 拾元：一张！只有一张！他刚才误把一张伍元看成了拾元！纸币颜色在昏暗光线下容易混淆。 伍元：两张！其中一张折痕很重。 贰元：一张。 壹元：两张。 伍角：一张。 贰角：两张。 壹角：三张。 一分硬币：八枚（刚才桌缝抠出一枚）。 重新计算： 拾元：1 × 10 = 10元 伍元：2 × 5 = 10元 贰元：1 × 2 = 2元 壹元：2 × 1 = 2元 伍角：1 × 0.5 = 0.5元 贰角：2 × 0.2 = 0.4元 壹角：3 × 0.1 = 0.3元 一分：8 × 0.01 = 0.08元 总计：10 + 10 + 2 + 2 + 0.5 + 0.4 + 0.3 + 0.08 = 25.28元！ 不对！ 陈林额头渗出细汗，这种低级错误让他烦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，像处理财务报表一样重新累加： 10（拾元） + 10（两张伍元） = 20元 20 + 2（贰元） = 22元 22 + 2（两张壹元） = 24元 24 + 0.5（伍角） = 24.5元 24.5 + 0.4（两张贰角） = 24.9元 24.9 + 0.3（三张壹角） = 25.2元 25.2 + 0.08（八分钱） = 25.28元。 没错，是25.28元！ 但记忆中，这个家庭似乎连这点钱都没有！他再次搜索碎片记忆：前段时间母亲生病，似乎花掉了几块钱……上个月买煤球……妹妹交书本费…… 最终，一个清晰的数字浮现脑海：扣除掉必须留作急用、绝对不能动的几块钱（可能是预防父亲厂里工资延迟发放或者突发疾病），这个旧手帕包里，真正能动用的“流动资金”最多只有13块7毛8分钱！剩下的钱，有些是粮票布票折算的备用金，有些是母亲缝在内衣口袋里的“保命钱”，绝不敢动！ “13块7毛8分……”陈林的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那几张薄薄的纸币，指尖冰凉。前世他一顿饭的开销，甚至一杯咖啡的价格，都远超这个数字！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近乎窒息的贫穷压力，如同冰冷的铁钳，死死扼住了他的喉咙。这笔钱，就是他在这个时代启动一切的种子？！这简首是个天大的笑话！ 除了钱，包裹里还有折叠在一起的票证：全国粮票约莫十几斤（印着麦穗图案的城市居民定额）、地方粮票几斤、布票大约三尺（印着布匹图案）、甚至还有半斤油票、几两肉票……这些花花绿绿、印制粗糙的小纸片，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退场的1984年，其重要性甚至远超现金！没有它们，你就是有钱，也买不到粮食、布料、食油和肉类！它们是维系生存的生命线！
贫穷！深入骨髓的贫穷！像一张无形而坚韧的蛛网，将这个家庭死死缠绕、禁锢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、散发着霉味的斗室之中。这就是原主“陈林”绝望的根源，也是他现在必须面对的最冰冷、最残酷的现实！
“咕噜……” 一阵清晰的腹鸣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响起，格外响亮。强烈的饥饿感伴随着胃部的轻微绞痛袭来。这具身体显然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。 窗外，天色似乎亮了一丝，不再是纯粹的漆黑，而是呈现出一种混沌的深灰色。远处的自行车铃声和模糊的广播声似乎清晰了一点。
就在这时，“吱呀——”一声，老旧木门被从外面轻轻地推开了。
